WCBA四川遭逆转 内蒙古女篮拿下“天王山”之战

这要么暗示出多数研究者对这一说法之有效性的默认，要么仅仅意味着研究者对此缺少深入反思的意识。

[11]陈端洪：中央地方关系中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瑞士权力的纵向配置与地方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5页。[32]如果当年这颗制度种子没能成功被种下的话，那么今天审判权的外延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版本，审判权与行政权的职权边界也很可能是另一种图景。

曾有省份试图在地方性法规中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工作报告两次未获批准，报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提出辞职请求。具有法律效力究竟何意？是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吗？这样的宣称是否需要进一步限缩解释，以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威，也是值得考虑的。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因法律没有规定，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暂不作规定为宜。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因其常设机关的地位而获得更多、更便利、更优质的程序赋权。审判权是否包括审查立法权的合法性、合宪性则是另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决策者坦陈，三峡工程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特大型工程，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重大项目。但是，其对国务院的监督并不包括合理性审查，即改变或撤销后者作出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第一，要区分行政批示与负责人批示。

摘要:  批示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是非常重要的本土资源。对行政批示的合法性审查和责任承担也几乎是一片空白，目前尚没有见到因行政批示遭到问责的具体事例。[8]显然汉语词典的定义不是从行政法视角展开的。这既有利于促进负责人法治意识的加强，知道自身权力的边界，行使权力时注重程序化与规范化，又能防止伪造批示现象的发生。

环保局督促乡镇政府拆除设备、清除原料，水利局停止供水，并将结果报县政府。其中针对特定的人、特定事的批示应当受到行政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这种批示将可能外化而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在具体行政执法中，这种批示也可以称为个案批示，个案批示是否可诉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再次，应加强对行政批示违法、违纪行为的内部问责制度建设。依附于职位之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形成金字塔型之权力结构。第二种态度坚持公务员制度的组织原则。

这种权力为行政批示提供了直接基础和支撑，由此形成了上令下从、职务分级的行政权力结构体系。第三种分类就是依据批示的内容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可以分为肯定性的批示和否定性的批示。为了正确把握行政批示的外延，需要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类行政批示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因此，应当通过行政机关自身确立内部规则进行约束。

这种分类有助于对行政批示进行规范与权利救济。其二，行政批示是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职权行为，也是其个人行为，包括主要领导和行政机关内的层级管理负责人，当其接触到某个事件或问题后即形成自己的观点，在汇总这些观点后就会形成领导的个人意见。

[17]科层制的首要任务是上行下达，下级严格遵守与服从上级指令，保证行政命令的高效执行。科层制权力构造中每一个职位与权力都是固定不变的，每个职位都是科层制结构体系中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是整个功能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节点下又含有子系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然第四种分类还可进一步细分。[30]德国行政法教科书也说：法律的约束性并非行政活动的唯一属性，……即使受最严格指令约束的法律适用活动在方式和方法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自由。其四，行政批示具有重大影响或决定性的作用。[28]如山西省晋城市出台的《办理领导同志批示事项工作规则》，此外如山东省泰安市、淄博市，四川省金川县均有类似规定。[3]参见孟庆国、陈思丞：《中国政治运行中的批示：定义、性质与制度约束》，《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5期。[14]例如，《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第125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范规定的，由市、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7]参见[美]马肖：《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宋华琳、张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如果该行为因外化产生了外部效力的话，就具有了可诉性呢？ [33]郭殊：《试论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3]其后，不断有学者对该理论提出批判。首先，行政批示不以发生对外法律效果为目的，行政批示是行政首长对其下属工作的一种指示，只在行政机关内部系统发生效力。

其三，行政批示是通过书面形式作出的，批示一词本身就包含书写的意味，虽其形式和内容具有随意性，但其载体均是书面的，这与同样不在《工作条例》中的指示往往是通过口头方式作出不同。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科层组织(bureaucracy)，其基本特点表现为权力关系明确、等级层次有序的组织结构，通过专业化人员(公务员)和正式的规章制度来落实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以提高决策和执行的效率。

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府组织法》第62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这种尊重来源于行政首长负责制领导体制，基于个人经验+权力职务形成的权威，在行政机关内部意思决定流程中，行政批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1]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载有：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因此，行政批示是一种特殊的内部行政行为，也具有从属法律性、单方意志性、自由裁量性等属性。

二审法院认为：该批示虽然是内部行政行为，但新安县电业公司依据该批示对新安县和兴化工有限公司实施了断电行为，该内部行政行为内容外化，对行政相对人新安县和兴化工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成为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0]参见前注[4]，朱德米、杨四海文。

中国行政权的运行处在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之中，上令下从的运行模式使得领导意志常常与机关意志出现混同。[7]这样，行政批示应属于内部行政法的内容，我们理所应当重视这一内部行政法问题的研究。

二是，根据办案人员的请示而做出的书面的批示，该状态下的批示多见于疑难复杂案件中。在机关负责人批准的基础上，方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因为，个案批示会直接涉及到特定相对人的权益，原先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一定的条件后效力外化，并引致对个案批示可诉性的讨论。[15]科层制可以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去解读，依据韦伯关于理想类型科层制结构特征的分析，为实现组织目标，需要将任务分配至不同岗位，不同岗位之间遵循等级原则，每一岗位之职员均需接受上一级负责人之指挥与监督。比如，以内容作为行政批示的分类依据，大致可以分为审批性批示决定性批示步骤性批示指示性批示等四种。下级服从上级，并非服从负责人个人意志，而是服从非人格化之制度，在制度赋予上级管辖的事务范围内，下级有义务服从其安排。

虽然笔者并不主张所有的行政批示都具有可诉性，但其中的个案批示体现出的个人权力时常超越法律的规定经过外化途径而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从实践来看，这种设置本身既符合我国的政治实际，也符合行政法的权责一致原则。

……法国行政法院的判例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治理 一、行政批示：一个疏于研究的领域 自秦汉以来，以文书御天下基本上成了中国悠久的政治传统。

进入专题： 行政批示 法律属性 。由其做出的批示被复印转交电管所执行，成为电管所做出强制断电行为的直接依据，并且该批示为行政相对人所知晓。